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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州庵重生 再现台北文学城南

添加时间:2018/01/02

水城,是台北人失去的历史记忆。城南,则是台北文学发端之地。

此处城南,非是白先勇笔下那个将军迟暮的温州街,而是厦门街、牯岭街、金门街、汀洲路与同安街之间那片紧挨着水岸的街道巷弄。从1949年以降,这里聚集着大批以文学为志业、来自大江大海的新旧知识分子,文学至此穿梭在城南这悠闲的空间之中,无形中形成一处文化汇聚的沙龙。

这儿,是台北的文学森林,是王文兴生活与创作的谬思之地、林海音书写《城南旧事》的文学宫殿,是余光中《听听那冷雨》《伐桂的前夕》《记忆像铁轨一样长》等厦门街旧居印象场景。文学城南,为台北保留了丰富而又轻盈的城市记忆。

自然,凡存在必有消亡的一天。随着物换星移,城南也一度随之萧条;那栋木造三层楼的日式建物、傍着大河、榕荫的纪州庵,也随之破败腐朽,直到难以为继的地步。文学居所消亡了,文学印象也自然只存在于白头宫女的话语之中。

也因此,台北在废墟当中重建纪州庵,也是这座城市重拾记忆的一种尝试。5月底,纪州庵重现天日,化身崭新的文学沙龙。这是继阳明山林语堂故居、云和街梁实秋故居之后,台北又一座文学家旧居古迹问世,也是此间文坛一大盛事。

日据时期的高级料亭

纪州庵,同安街107号。从和平西路沿着同安路往河岸走到底、满是榕树林荫处,就是纪州庵。但今日路的尽头已是河滨快速道路,加上四层楼高河岸堤防,把人的生活与水岸割裂。过去川水清澈美丽,两岸绿荫,时人傍晚到河岸乘凉、听戏、吃烤肉之举,似乎都已是无法复制的奢侈之举,更不复当年“萤桥”之称的风光。

回顾纪州庵的辟建还是要回到日据时代。当时,台湾人聚集地集中在大稻埕与艋(万华)两地,今日台北市区大部分区域,被日本殖民政府划为所谓的“城内”,经过一定的规划后,划分不同区域的属性与使用性质;紧邻着日本总督府,也就是今日台北“博爱特区”所在的城南,被建设为高级官员与行政人员居住的眷舍区域,房舍的建筑质素与庭园设施也都比较高。

当时,大批日本人随着台湾被割让而入台发展,来自关西和歌山的年轻人平松德松也是其中之一。1897年,德松在今日西门町南侧、中华路上的西本愿寺附近,以故乡附近、幕府时期纪伊国的别称“纪州”为名,开设了家族餐厅纪州庵。由于店面交通便利,位居艋入城的要津,生意兴隆。除了陪酒的酌妇,更引进日本内地的艺妓表演,料亭的档次越来越高。

1917年,德松把生意做到城南,在新店溪畔川端町,也就是金门街到厦门街、同安街这块区域兴建纪州庵支店。附近尽是高级官员住所,档次与消费水平更高,纪州庵便以高级料亭面目,在水岸占有一席之地。由最先两层木构茅草屋顶厅舍,与水岸土堤等高,陆续兴建东侧二层楼木构建筑作为招待重要贵宾的别馆,扩建专门宴会用的离屋;屋瓦也改为砖瓦,随时节供应香鱼料理。

当时包括纪州庵,当地共设有川屋敷、新茶屋、清凉亭、有马屋支店、乐水、清月、浔阳亭八家料理店,竞争激烈。平松家族因此将面对水岸的本馆再翻修为立基钢筋水泥地面的三层木造建筑,四周以竹木混编的栅栏围绕,错落布置林木、山石与凉亭的庭院美景,加上建物高出堤防两层楼高,屋内饮宴,河岸尽收眼底。还能搭乘贷船(出租小船),或可容纳30人的“屋形船”,在水上享受随船服务与料理,因此成了日本上流人士饮酒作乐、流觞赋诗的重要据点。

不过随着抗战激烈,纪州庵的歌舞升平也走到尽头。因城内医院遭美军轰炸,庭园被征召作为安置伤员的临时处所。料亭也停止营业,更一度成为神风特攻队饮宴、等待赴死的官方招待所。日本战败后,部分日人被安置于此等待遣返,平松家族也终于离开经营半世纪的城市,纪州庵之名自此被抹杀在官方历史之外。

民国范儿的文学森林

“篱围是间疏的竹竿,透视一座生满稗子草穗的园子,后面立着一幢前缘一排玻璃活门的木质日式住宅。这幢房屋已甚古旧,显露出居住的人已许久未整饰它:木板的颜色已经变成暗黑”。

这是王文兴笔下、1950年代的纪州庵。往日繁华风流俱成泡影,一批批渡过大江大海而来的人,包括王文兴在内,浑不知此处叫纪州庵,更不知这是神风特攻队的绝命所。他们只知道,这处破旧的木造房屋,是他们在这块陌生的岛屿安身立命、挡风遮雨的栖身地方,虽破旧了点,但“国难”当头,这已是奢侈的小确幸。

国民政府将川端町改为古亭区,城南宿舍主人由日本官员改成何应钦、于右任等党国大佬与党政军要员,台湾省政府各机关也接收许多房舍充作警察局、局等人员宿舍,依职等分配不同建筑。纪州庵也被整编为省府合作事业管理处与处员工眷属“第一宿舍”,王文兴及其家人因此与纪州庵结缘。

只是从料亭改为宿舍,进住人员依需求分割空间,搭起临时违章建筑,却又永恒似地固定下来。这儿变成大杂院,各户挤在分割小单元里过活。一如王文兴描写,“房屋的正中间一扇活门前伸出极仄的三级台阶,阶上凌乱地放着木屐、拖鞋、旧皮鞋。台阶上的门独一的另装上一面纱门。活门的玻璃已许久未洗,而其中有几块是木板替置的,由于长久没人料理,屋檐下和门楣间牵结许多蜘蛛网”。

由于宿舍房间动线不同,每家出入门户不一,高高低低。王文兴也曾提过,天花板以上空间连通,因此半夜常会听到猫捉老鼠的追逐脚步,从这一户天花板蹿到另一户。在房舍之外,树木在夹缝中长出绿荫,将这块由不同建物区隔开的区域,又重新并成一座整体的绿意森林。纪州庵里总是能闻到夏天雷阵雨和着泥土的芳香,一如王文兴所描写“夏午一阵热带巨雨毕尽,空气显得极其沁清”。

这片眷舍区域聚集了大批公教人员及知识分子等菁英,文化素质也普遍偏高。纯文学出版社、尔雅、远流出版社;出版家、《爱书人》《文学》《现代文学》、草原、大学杂志;蓝星诗社、洪范书店;还有“文艺协会”、《国语日报》;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这些重要文学地标在城南逐一面世,以鲜活的生命力、多元的观点与文学取向,支撑了台北乃至台湾的文学发展。

余光中、王文兴、林海音、夏济安、隐地、林良、彭歌,管管、痖弦、洛夫,还叫郭衣洞时期的柏杨,甫辞世的诗人周梦蝶,掀起民歌浪潮的侯德健、孙玮芒、杨弦、李泰祥,这一批批爱好文学的文艺青年、创造者,在此生活、茁壮,高谈阔论,指点台湾文学的未来。文学城南的鼎盛文风更集结出城市特有的气质。

尤其日后获得台湾文艺奖、惜字如金的王文兴,不但在城南成长,纪州庵更是他8岁至27岁间的居所。日后,他也以纪州庵为舞台,创作了那部一鸣惊人、“爱之者奉为文学瑰宝,恨之者目为洪水猛兽”的小说《家变》。

王文兴向来以“慢写”闻名,每天限制自己手写35个字,最多不超过50字,“把小说当成写诗一样”。从28岁离开纪州庵后到35岁,王文兴用了7年写作《家变》,入选《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除了个人化的文字如音符,突破传统思维的文字运用,其描写的精准,气氛的营造,更让人阅后惊叹不已。

诗人余光中则在厦门街113巷寓居超过30年,在此结婚生女。他与王文兴亦师亦友,结为通家之好。王文兴常往不远处余光中家跑,一周要见上两三次面,或代表《现代文学》向余光中邀稿。余光中还记得,两人常沿着旁边的新店溪畔河堤走路聊天;他那喜爱文学的二女儿有次更说,长大后要嫁给王文兴!

城市的破落与重生的力量

只是随着都市轴线转移,水岸空间日渐落寞,成为都市的边陲,游泳、戏水、听歌、听戏、听相声等娱乐逐一消失,河川污染,堤防越拉越高,亲水的河岸与绿波萤影已成明日黄花;渐渐地,窄陋巷子失去了风情,成为落后指标;这都市越来越市侩,越来越多出版社撑不下去,旧书店一家跟着一家关。有经济能力的人们改搬去更便利的东区,徒留寂寞纪州庵,与无力迁移的破落户,淹没在周边光鲜亮丽的公寓大楼与决不停留的快速道路车流当中。

1996年一场大火,更烧去纪州庵大部分建筑,仅留的离馆仿佛简陋的遗迹,被铁皮围篱包围着,只有浓密的榕树树荫宣告此处生机尚存。但由于地方对开发有意见,部分住户不愿搬走,一度,颓圮的纪州庵似乎被放弃了,淹没在这陌生的城市之中,任其毁损,甚至随时可能被拆除开辟停车场与道路使用。

但纪州庵却又是如此幸运。2003年,台大城乡所教授刘可强带领学生田调查,意外发现藏在水岸边、残破的纪州庵老屋,从耆老口中,探索到曾有小说家青年时代居住在此,最后,这批大学生从《家变》的文字描述,回溯到王文兴的生命历程与纪州庵紧紧相扣,同时藉小说文字详细复原战后屋内外的陈设。

这城市终究无法忘记文学家,文学桂冠荣耀了这座破旧木楼;历史的偶然,让纪州庵也不仅是耆老口中的“艺妓馆”。因为有着王文兴与他的《家变》,在文坛争取下,失落的纪州庵终究被官方列入历史建物,连同周边十株老树保留了下来。

这是重振城南文学森林的开始,后人也无须再由支离破碎的碎片中追忆历史的风华与往事。更因为台湾文坛的齐心合力,这栋建筑终于以文学森林为名,重新活化、修建,如今已是台北最重要的文学沙龙、艺文空间之一。

这城市有幸,纪州庵终于从孤寂的废墟,变身为这城市最值得自傲的文学地景,重新记录着属于台北的城南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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