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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留下孤独倔强的背影

添加时间:2018/01/02

“夜深人静,我坐在小院里看着月亮从东原移向西原的无边的静谧里,耳畔会传来一声两声沉重而又舒坦的呻吟……我在小小年纪的时候,就接受着这种生命乐曲的反复熏陶,有父亲的,还有叔父的,有一位是祖父的。他们早已在原坡上化为泥土。他们在深夜熟睡时的呻吟萦绕在这个屋院里,依然在熏陶着我。”

这是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在散文《三九的雨》中的段落,他也曾写过少年时期一次切切实实“遇鬼”的经历。与其说他信鬼,与其说是受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还不如说是他自身在原下最混沌、最原始的思维,最终造就了气象万千、富有张力的巨著《白鹿原》。这是一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被评论家认为是一部记载渭河平原近现代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

而今,陈忠实于4月29日上午在西安病逝,在原下,在老屋,化为一支如他所述的生命乐曲,只是,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如他一般的聆听者。

倔强的关中汉子

1942年8月3日,陈忠实出生于西安市灞桥区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中素有耕读传统。他的祖父、曾祖父都曾做过私塾先生。陈忠实幼年时期,家中木楼上有一只破旧的大木箱,乱扔着一堆书,上面写着在他看来“和课本上一样规矩的字”,这些字出自祖父之手,成为他最初的崇拜。

陈忠实的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与村里人比,他会写字、打算盘,雨天空闲,还会躺在祖屋的炕上读古典小说和秦腔戏本。他注重孩子的教育,一辈子卖粮、卖柴,供陈忠实兄弟俩读书。陈忠实曾深情地写道,“他(父亲)的文化意识,才是我们家最可贵的东西,却绝不是书香门第之类。”

1955年,陈忠实小学毕业,要去三十里外灞桥的西安市第十四初中(今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参加中学的入学考试。这一次少年时期的远行,直到50年后,在回忆散文《汽笛·布鞋·红腰带》中再度提起,他仍然历历在目,并将它定性为“一次真正的人生之旅”。

在砂石路上,他的旧布鞋子磨破了,脚后跟血肉模糊。他接连将树叶、擦脸的布巾、撕下来的课本书页塞进自己的鞋子里,可终究不抵用。因为要面子,也不和别人说。近乎绝望的时候,看到一列呼啸而过的火车,他竟然循着这一声汽笛的鸣叫,忘记身体的疼痛,奔跑着赶上了已经远超他的老师和同学。这次经历让他懂得一个道理,“生命历程中遇到怎样的挫折、怎样的委屈、怎样的龌龊,不要动摇,也不要辩解,走你认定了的路。”

忍着巨大的疼痛倔强向前,是陈忠实在少年时代铸就的个性,他此后的人生似乎都脱离不了这样的境遇。著名作家贾平凹在接受《》采访时如此评价,这位“老陈”“老兄”是一位典型的关中汉子,有关中人的性情,很强硬、很倔强。

中学时代,是陈忠实自我发现和文学启蒙的时代,这时出现了他人生里很重要的一个人——语文老师车占鳌。起初他们之间还有一些误会,后来紧张的关系消融了。车老师要将他的作文推荐去市里参加比赛,嫌他的字不够硬气,还特意亲自修改誊抄了一遍,又将它投给了《延河》杂志。所以,在后来进入延河杂志社时,陈忠实总是莫名想起当年的情景。

出现在陈忠实生命道路中的车老师,烛照一时,再因为某个偶然,失去了联系。“经过多少年的动乱,我的车老师不知尚在人间否?我却忘不了那醇厚的陇东口音。”陈忠实散文里的这些话,颇有一种老杜诗歌“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的伤感。

与大学失之交臂

陈忠实的中学时代,除去物质条件的困窘,大抵回忆里也有不少幸福的光景。

被他半夜当作是“无头鬼”的含苞待放的一大丛玫瑰花,在后来的记忆里,似乎从来不曾褪色。出围墙门外,和一群同学等半个小时,只为了看一辆飞驰而过的稀罕物——大卡车,当然,有时等待也成一场空。陈忠实散文里经常提到两条河流,一条是从他家门前自东向西倒流着的灞河,还有一条是从围墙外引进学校的一渠夏天清凉、冬天温热的清流。水的流动带给了他更多的关于远方和抵达的遐想。

然而,在这样短暂的洒脱和憧憬背后,却是沉沉的负担。每周六回到家,在满足了由于学校一天三顿开水泡馍所造成的对一碗面条的渴望之后,生活开始裸露出它狰狞的面目。回家拿钱,成了每个周末笼罩在这个家庭头上最大的阴云。

1955年,农村实行合作化,土地归公,陈忠实的父亲不再有地可种。因为家境不足以支撑两个孩子上学,父亲决议让他休学一年,等到哥哥一年后投考师范,再让他复学。当时只读了半年初一的陈忠实,也懂得这其间的艰辛和无奈。因为个子最小,他每次都坐第一排,他还故作轻松地对父亲予以宽慰:“过一年个子长高了,我就不坐头排一张桌子咧——上课扭得人脖子疼。”

后来因为政府的资助,他实际只休学了一个学期,秋天就又上学了,但因为半年的耽误,他又从初一的第一个学期学起。

1959年秋天,陈忠实上高中,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是年春天,陈忠实得知柳青的《创业史》在《延河》杂志连载后,节衣缩食地去买《延河》。柳青成了陈忠实文学道路上的导师,《创业史》成了他的枕边书。

陕北吴堡柳青文学馆馆长张永强,对《》谈起一件往事,足见陈忠实对柳青的崇拜和热爱。他收藏了一本陈忠实在1960年读过并签名为“陈忱”的《创业史》,此前,没有人知道“陈忱”是陈忠实的笔名。2014年9月30日下午,张永强去陈忠实家拜访求证,得到的答案是,此书确实是陈忠实到南泥湾劳动锻炼时私藏过的图书。他还向张谈起自己读《创业史》的经历,“买了丢,丢了买,翻破了共九本。”

从1959年春季入学到1962年毕业,陈忠实的高中阶段恰好撞上了“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粮食严重短缺,市教育局取消了晚自习和一切作业来对抗饥荒。借此机会,陈忠实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包括茅盾、巴金等人的著作,还有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等,这些阅读无疑开拓了他的眼界和思维。

“大跃进”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大学开始大幅度缩招。陈忠实后来在散文《晶莹的泪珠》中回忆,他1962年毕业,四个班也仅仅考取了个位数。而在上一年,一半的人都能考取,对于学习成绩优异的陈忠实来说,自然不成问题。陈忠实曾多次和父亲抱怨,因为那一年的休学,他的人生转了道,没有再上过大学。25年后,父亲身患癌症弥留之际,还念叨着:“我有一件事情对不起你,我不该让你休学一年,错过一年,让你错过二十年。”

1962年陈忠实高考名落孙山。回到村里的蒋村初级小学,当了没有编制的“民请老师”,在教学上卓有成效。1964年,他被评为“优秀教师”。公社教育部门一次性奖励了他30元钱,在当时算不小的一笔数目,他把钱装在上衣的口袋里,将衣服挂在篮球场边一棵树的树枝上,然后就高兴地和同事们打球去了。打完球回来,衣服还在,钱却不见了。作家邢小利在《陈忠实传》中饶有兴味地记述了这次经历。

做民请教师的同时,陈忠实开始自学文学。他在简陋、破旧的屋子里,凭着一张用草绳捆住的小条桌,一盏方形墨水瓶制成的煤油灯,开始了他的阅读和写作,他对这项伟大的当时也看不到头的事业讳莫如深。父亲见他整夜钻在屋子里,不禁发问:“成啥精?”他答:“谝闲传。”

他用自己的勤奋努力来圆他的“大学梦”。1965年,陈忠实的《夜过流沙沟》发表在《西安晚报》上,他自述是“历经四年,两次修改,一次重写,五次投递,始得发表”,这篇历经艰难的文章,被他视为自己的处女作。从此,他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

政治运动中的沉浮

在政治运动频仍的年月,文学难免要和政治相纠缠,当前一些对陈忠实的争议和质疑,也主要集中于此。

担任民请教师期间,因为教学质量突出,陈忠实曾多次被评为先进。1966年2月12日,陈忠实加入共产党,还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

几个月后,文革爆发。时年24岁的陈忠实,被推选为地方红卫兵组织的政委,大串联的时候,还被推选为赴京代表之一。在北京住了二十多天后,受到最高领导人的“检阅”,激动万分。十年后,毛泽东逝世,他的心情仍似一束不曾熄灭的火把,写下了那次受检阅的经历:“我看见毛主席满面红光,向我们微笑着,不禁热泪盈眶,幸福的泪水挡住了视线。我一直目送着毛主席向东长安街的红色波涛中驶去……”

当时的政治局势风云变幻,刚刚经过激动人心的天安门大检阅,喜悦的心情还没来得及收拾,随后11月末回到学校,他所加入的红卫兵组织就已经被打成了“保皇派”,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文革开始后的几年,他产生了极大的沮丧情绪和严重的精神危机。文学梦就像还没有绽开的花朵,转瞬凋敝。

1968年,陈忠实所在的中学被撤销,他到戴帽小学任教,12月,又借调到公社协助专案组整党等工作。1971年,他被任命为公社卫生院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因为一个记者的关系,陈忠实结识了《西安日报》文艺部的编辑张月赓,并应邀写下散文《闪闪的红星》,因为其在文革期间文艺作品中独树一帜的文学性,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次发表让凋谢的文学梦想又灌注了生机。

1972年是陈忠实命运转折的一年,因为符合上面要培养一批“毛主席革命路线接班人”的条件,他成为公社的推荐人选,将被任命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和之前“民请老师”的农民身份不同,他变成了吃公家饭的人,这在当时是不小的激励。后来失去这个身份,还给了他莫大的打击。

当时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写了一篇名叫《无畏》的小说,这篇小说是在政治风向逆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参加《人民文学》的培训班时响应号召写就的。因为顺应了当时的政治风向,受到了主流文学界的推崇。“四人帮”被粉碎后,他也遭遇了审查和批判,他极其珍视的公社党委副书记的职务被撤销了。

一系列的打击,让他对前途和命运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他又开始回归到文学的怀抱寻找慰藉,同时伴随着深深地思考。1978年,陈忠实开始担任西安市郊区文化馆副馆长,一直住在老家的村子里。翌年,他的短篇小说《信任》在《陕西日报》上发表,并且获得了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多少给了他一点心理安慰。

直到多年后,文革中的这段经历,仍然是陈忠实心里的隐痛和避讳。邢小利向《》谈起的一个细节,可见一斑。2012年9月11日,他陪同陈忠实去北京,车上闲聊时扯到了文革,陈突然很激动地说:“那个时代就是那样,当时谁都不觉得是不正常的。我现在也想不通怎么会写那样的文章,事后简直不敢看。”

成名后,有不少出版社邀请陈忠实写自传,他总是拒绝。作为至友的邢小利要给他写传记,他也不太愿意,理由是“我没什么可写的,像我这样的人在农村一茬一茬的。”但实际上,他有更深的隐忧:“假如你写到文革里的谁谁谁,人家儿子还在,来打我怎么办?”做过多次思想工作后,邢小利才说服了这位倔强的老人。

一部《白鹿原》定乾坤

进入文化馆后,陈忠实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还有后来写《白鹿原》所需要的地方党志、地域史等历史著作,以寻求艺术上的突破。

“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经过数年的沉潜、酝酿和构思,陈忠实于1988年准备将胸中的《白鹿原》故事付诸笔端,于是辞去了职务,在老家的房子里潜心写作。作家汪兆骞曾回忆,有一次在西柏坡参加笔会,他和陈忠实两人同住一屋,在谈到创作时,陈忠实说“我躲在原上写《白鹿原》,既兴奋又寂寞。我体会到,创作是最孤苦伶仃也是最诚实的劳动。”

《白鹿原》讲的是陕西关中白、鹿两家祖孙三代的纷争,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宗族势力和儒家的伦理道德在时代辗转中的境遇,同时囊括进从清末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历史变迁、家族兴亡、政治运动,是一部家族史、关中风俗史,更是一部民族命运史诗。

1991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又一次激励了陈忠实。同年农历二月,妻子回原下,给他送面条和蒸馍。他和妻子说不要再送了,快写好了,如果不发表,他给自己留的后路是去养鸡。

不过,这一次,命运没有给陈忠实养鸡的机会。

1992年,《白鹿原》在《当代》杂志上节选发表,他将作品交给编辑时说:“我把命都交给你了。”果然,作品一经问世反响热烈,次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50万字的鸿篇巨著。小说在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信的高度赞扬后,陈忠实激动地说,“总算把事弄成了!七年了,快累死了……”

然而,这部充斥着大量性描写和非主流史观的作品,在当时饱受争议,与之同样备受关注和争议的还有贾平凹于同年发表的《废都》,此书在甚至被禁了16年。贾平凹向本刊谈起这段经历,他和陈忠实年轻时同为西安市群木文学社的成员,是上世纪90年代初“文学陕军东征”的主力干将,但《白鹿原》和《废都》都受到了责难和非议。“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家都受到压制,但都互相关心。后来陈忠实获茅奖,我还为他写了一篇《如莲的喜悦》。”

四年后,《白鹿原》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争议之声仍未停止。作家白烨向《》记者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在评委会上,各方争议相持不下。时任评委会主任的陈涌偏偏喜欢《白鹿原》,认为这部厚重的作品正是人们一直所期盼的,文坛求之不得,于是抱病上会力陈己见,终于说服大部分评委,并作出修订后获奖的决定。”

于是,《白鹿原》在被迫删除部分性描写后获奖,但在后来,陈忠实还是坚持以未删节版再版,这体现了他难得的勇气。至今,《白鹿原》的总发行量已超过500万册,先后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话剧、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

陈忠实来京领奖之后,叫上白烨一起去看望陈涌先生。陈涌很是兴奋,一见面就对陈忠实说,“你的《白鹿原》真是了不起,堪称是的《静静的顿河》。”而在白烨眼里,《白鹿原》是一部“血书”,是当代文学的珠穆朗玛峰。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对《》分析道:“可以说《白鹿原》开创了19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语境下,一种本土的叙述现代史和革命史的史诗性写作范式,它是新历史主义小说中的代表作,而且到现在为止,仍具有很高的典范性。”他用“原”所象征着的民族文化和儒家文化,超越了国共意识形态的冲突。

晚年仍心系原下

1992年,陕西省作协内定的下一届主席人选是路遥,可是路遥不幸去世。在1991年不愿意去省文联做书记而只想成为一位专业作家的陈忠实,最终还是成为了陕西省作协主席,他也下定决心,要为陕西文学的发展繁荣做出一些贡献。

在作协朋友的眼中,陈忠实是一位亲切随和的兄长,平时大家跟他很随便,开玩笑说重了也就是一笑。邢小利对记者谈道,陈忠实有非常传统的做人原则,不管人前还是人后,不该拿的东西他一分不拿,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已经深入他的骨髓。

他后来的创作,主要是写一些散文随笔,也写过少量短篇小说。据邢小利介绍,陈忠实至少有两个当代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他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但后来出于时间和精力问题,都没有写成。陈忠实曾对他说,写完《白鹿原》之后,写小说都没有感觉了。

陈忠实早期的小说多写民族历史,具有一种雄浑广阔的视,晚年则通过散文回到自身,写对人生的感悟。邢小利认为,陈忠实后期的散文,最好的是《三九的雨》《原下的日子》等几篇,这些文章只有他才能写出来。

2001年到2002年间,年近花甲的陈忠实备好无烟煤和吃食,回到心心念念的老家西蒋村,阅读、思考和写作。他的一生和那个老屋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的心中,白鹿原是干净的,不曾被龌龊污染的。从他反复引用的白居易的一首“宠辱忧欢不到情,任他朝市自营营;独寻秋景城东去,白鹿原头信马行”中,可以一观他当时的心境。

在散文《原下的日子》里,陈忠实写道,“我的脚下是祖宗们反复踩踏的土地。我现在又在这方小小的留着许多代人脚印的小院里。”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让他在后来的散文里反复出现“龌龊”二字,不得而知。但他固执的一点是,在原下写作,便进入生命运动的最佳气场。

或许是由于硬气的性格,关于自己的妻儿和家庭生活,陈忠实很少提及,外人亦所知甚少。他却在散文《旦旦记趣》里,不无童真和喜悦地写到当时才几岁的小外孙。“旦旦睡觉了,家里便恢复了安静。他的一双小鞋却丢在了我的房间的床边,我总是在看到那一双小鞋时忍不住怦然心动。”那一刻,褪去声名,他只是一位慈祥的爷爷。

这篇散文结尾处,陈忠实写道,“我的记性已经很差,无疑是老年生理特征的显现。想到生命的衰落、生命的勃兴从来都是这样的首尾接续着,我便泰然自乐。”可见,他很早就在思考生命的必然轨迹了,生命的陨落不过是自然规律。

邢小利向记者谈起去年十月他们的一次聚会,当时陈忠实已经病得很严重,他请大家吃羊肉泡馍。散场的时候,他自己把沉重的黑色旧包背上,不需要任何人拿。过马路时,坚决不让人扶,也不让人陪,大家只能目送着他走过去。

“自古青山遮不住,过了灞桥,昂然回头,东去一拂袖”,这是他创作的词《青玉案·滋水》中的句子,如今拿它来做其一生的注脚也未尝不可。在完成一部“死后可以当枕头”的大书后,陈忠实远去了,留下一个孤独倔强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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