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公告:

诚信为本,市场在变,诚信永远不变...

吉利心水论坛

20年专注水处理设备一站式服务
努力打造水处理设备领导者

咨询热线

+86-0000-96877

常见问题

当前位置:主页 > 常见问题 >

“大公园丁”许君远

添加时间:2017/12/16

在现代文学史、报刊史乃至出版史上,许君远都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人物。然而,建国以来,历代人文科学与科学史编撰者,几乎都遗忘了这位在文学创作与写作上很有成绩的有志之士。他消失在反右派的迷雾中,成为了一个典型的缺席者。

1902年,许君远出生在河北安国县,受父亲影响,自幼痴情文史,后入读北京大学英文系,曾听过陈西滢、林语堂、刘文典等大师的讲座,同废名、石民、梁遇春等同学交好,甚得丁西林、杨振声、沈从文等人赏识,被一些史家称为“京派代表人物”。

结缘北大

1922年,许君远毕业于保定第六中学,当时一心一意想报考清华大学。由于军阀混战阻隔,耽搁了报名时间。待到战争结束后,他才约了几位同学去报考北大。那时的大学招生,不像现在一般实行全国统考,完全是单独招考。

是年,全国报考北大的学生共有一千三百多人,录取两百余人,六选一的录取率。许顺利地报了名,并通过了体检。应试当天,他看到很多的富家子弟,身着西装或纺绸长衫,而他却是一身月白大褂,挤在人群中难免有些自惭形秽。那年,北大共计录取212人,入校后先读一年预科,预科在北河沿第三院上课,后来又迁入沙滩红楼。一年后,许君远考入北大英文系本科,他在红楼共读了五年之久。

许君远曾写过一个系列回忆北大师友,其笔下的北大生活,真实而感人。他没有身历目见蔡元培在校的自由建设,而对蒋梦麟的苦苦支撑时刻铭心,也感怀于诸多学界精英的卓然和横绝。当然,“老一辈的同学都在太息于拖小辫子的辜鸿铭辈之不能存留”,使之“悲悼学术精神之逐渐消逝”。

许君远叹息,自己只赶上北大全盛时期的尾巴,“虽然是一个尾巴,北大却始终维持着一贯的宽宏大量的校风——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只要你想研究一个专门,你可以选择你的导师,图书馆陈列着你所应当参考的书籍。在表面看来是杂乱无章,实际上很早就有了许多专家学者”。

他对蔡元培时代北大的自由学风念念不忘;在同徐志摩等人的交往中,在诗人的人格与文字中,他看到了美的充裕和高调;他回忆报考北大的情景,细说“糊里糊涂地进了界”的抱负作为;他憎恨汪兆铭对抗战中上海报界的迫害,更忘不了美国二十万侨胞的欢笑和泪滴。

五年的北大学习生活,铸就了许君远从业出版的人生轨迹,使他最终成为一位作家、翻译家、老报人。自二十岁读大学预科开始,他便有了强烈的创作欲望,并积极投稿,在《晨报》《现代评论》《新月》《东方杂志》等报刊,频有文章发表,且多为连载。

大学尚未毕业,便加入编报行列,后辗转北京《晨报》、天津《庸报》、上海《文汇报》、重庆《中央日报》等媒体,创作不断。1949年后,他除了在上海《大公报》肩挑重担、长期编辑内刊《大公园地》外,还为上海四联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与新文艺出版社编辑图书。期间,还有多部译作推出,他翻译的《老古玩店》迄今仍有学者研究其特色和影响。

右派先锋

然而,好景不长。这位《大公报》第二代中高层决策者之一,以《益世报》特派员身份出席1945年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著名报人、作家与翻译家,虽写过文章歌颂共产党、歌唱主义,但因希望宽松管制环境,而被《人民日报》称为“右派急先锋”。1957年,他与徐铸成、陆诒被圈定为上海出版系统的“三大右派”,并被发配到青浦县饲养场劳改,降职降薪,工资降八级,后改为降七级。

遭遇不幸,置身厄运,但他依然想用文字和思想,体现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操守同信念。但是,厄运没有因为他的勇敢坚持而放弃对他的折磨与侵扰。1962年,许君远因做白内障剥离手术失败,引起半身及手脚瘫痪,完全失去生活和工作能力,后又诱发肺炎,于60岁与世长辞。

许妻因惧怕红卫兵抄家,非常痛苦无奈地撕毁、焚烧了爱人遗留的大量文稿,包括其翻译的美国舞蹈家邓肯的30多万字自传,亦未能幸免。

在特定的意识形态中,许君远离开了人们的视,成为了一个缺席者。虽然沈从文曾著文对鲁迅漏选许氏文章入集《新文学大系》而抱不平,虽然张中行忆许氏和学生一起画《西厢记》中“鞋底尖儿瘦”的情景,虽然金庸忘不了许氏对其提携教导、为其证婚祝福的点滴,但许氏只能带着“《晨报》是我的启蒙学校,《大公报》是我的研究院”的难得糊涂,长时间地被时人淡忘,被后人陌生。

许君远从业、努力创作,鞭挞邪恶,呼吁文化救国。那种知识分子独有的忧乐情怀,自始至终地流荡在抒情散文、小品游记和小说诗歌中,或支撑着其特写、时事评论与通讯报道,凛然动魄,摄人心魂。无论是其兼容作家艺术感、记者感的文学创新,还是报告式的“白描”手法,他都能得心应手,精益求精。

作为“京派”重要一员,许氏虽没有名卷力作久远传播,但其对乡土的回味,对的观察,对文学的认识,对文学现状和民国文坛的评判,着实体现了一个有责任、有担当、有思想的作家的清醒与勇敢。

大公“园丁”

称他为“大公园丁”是有根据的,且不说其长期编辑《大公园地》,甚有功劳,但看他与“大公”的不解之缘,也实至名归。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文艺界很活跃的许君远转入报界,深得张琴南、张季鸾、胡政之等前辈看重,1936年任《大公报》上海版要闻编辑,抗战爆发后任《大公报》编辑,1946年任上海《大公报》编辑主任。

许君远在人才济济的《大公报》脱颖而出,做到编辑主任,一度主持编辑事务并主编内刊《大公园地》,与他的务实、认真、负责的态度有关,也与他笔下独有个性有关,他对胡政之等人对他的赏识和重用十分感激。其悼念张季鸾、胡政之的那些文章,也无不让人感受到他的深情和敬意。在《大公报》虽是高级雇员、打工仔,但许君远倾注了主人翁的全力。

回忆自己的生涯,许认为《大公报》也有缺点,但它的优点却比别的报纸多,才造就了报业领军的地位。其中一个优点就是《大公报》能培养人才,这是一个报纸成功的资本。他说:“一个全才的记者,实在应该具备文学家、政治家、外交家的基本条件,头脑要清晰,文字要好,政治眼光要锋利,交际手腕要灵活。”

在《大公报》及以后的日子,他都坚守着张季鸾留下的传统,不在某个党派的立场说话,不逢迎某个集团,并坚持北大学子的自由意志,保持报纸自身的独立性。1947年,国民党制造了一个“北塔山事件”,全国报纸都登在要闻第一版,他主持的上海《大公报》,竟然只当作普通消息来处理。

第二天,国民党特务包围了编辑部,辱骂了半天,还在墙上写下大字:“大义何在,公理何在,报格何在!”总编辑王芸生把他叫去,痛责他失职。王芸生出走香港前,把整个报纸的编辑事务交给他。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王芸生们重返上海接管《大公报》,又把“为国民党服务的罪恶”加在他一个人头上,许君远被调任《大公报》资料组组长。

幸与不幸,都在一念之间。选择与坚持,都可见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杰出报人的心态和精神。综观许君远的人生,最耀眼的事业在民国时期,在他身上不乏20世纪现代学人的精彩和亮度。即便至后来,他一再被打翻在地,也保持了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1958年,许君远被调回原单位上海文化出版社,由名编改当校对。

崇尚自由、向往民主的许君远,除了精神压力外,困苦的生活也十分难耐,有时只能靠变卖所存书籍度日。在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他始终没有放下笔。他化名或以朋友的名字在《新民晚报》上发表多篇散文、游记,在《光明日报》《文汇报》上发表《文心雕龙》等研究考证文章。可惜这些文章大多一时难以查到。

学者傅国涌在《民国养育出来的许君远》中写道:“在许君远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养育出来的知识者是一种什么状态,他们的眼光、心态、气度,他们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处处都能令我们感受到民国的气息。在极不确定的时代,他们身上有一种确定的因素,那是文明的因素。所以,读他的文字,我们处处能闻见一种平静、冷静而富有人味的气息。”

学者李欧梵曾言,“政治上气数愈衰,文化上的创作力愈旺”。翻开现代文学史,一系列耀眼的名字,一大批耐读的著作,伴随着文化思想史的现代化转型,生发出新时期知识分子的特有光亮。然而,不同的阶级并立,不同的人生理念寻求,不同的意识形态反映,使得现代文学史上原本成绩斐然的杰出者,在后来狂风暴雨中,被洗刷了昔日的光彩。即便在红色光环照耀下,也慢慢销声匿迹,悄悄隐去。

历史不会使缺席者一直被湮没,或永远被失踪。冯文炳(废名)如此,丰子恺如此,还有叶公超、朱英诞、石民、丘士珍、刘任涛、温源宁、梁实秋、朱雯、周作人、陈林率等人都是如此,许君远亦是如此。

线上百家乐

相关的主题文章:

联系我们

电话:+86-0000-96877

传真:+86-0000-96877

地址:这里是您的公司地址

邮箱:这里是您公司的邮箱地址

网站地图(xml / html)

电话:+86-0000-96877 传真:+86-0000-96877 地址:这里是您的公司地址 2002-2011 吉利心水论坛 版权所有
技术支持:织梦58 ICP备案号: ICP备********号